罗思义：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经济模式才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经济结构？,中国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形成体系

更新时间：2026-02-15 23:13 来源：牛马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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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禁摩？绝大多数摩托车骑手遵守交规，不能以少数人违规而一刀切,高速禁摩托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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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见证了苏联?解体，又亲眼见证中国过去二十年发展趋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可能没有谁比英国学者罗思义更适合讨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理论意义了。 2025年，他成功出版了又一本新书《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系统阐述了世界大势——美国“寄生性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并从中西比较、中苏比较等角度出发，以马克思主义视角，讨论了中国的优势、中国的贡献和中国的发展。 今年1月，观察者网就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比较，当前的中美竞争问题以及中国十五五规划，在上海与他进行了深入讨论。讨论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已经发布，本文为下半部分。 2026年1月，罗思义在上海，与观察者网讨论中国与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比较、中美竞争以及十五五规划等重大议题 【对话/观察者网高艳平】 为什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最终成功？ 观察者网：与西方一些左翼学者不同，您承认苏联模式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也指出了它的失败。您在《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这本书中说，苏联模式并不适用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而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以及自1979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均印证了这一点。您还指出，后来的苏联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而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更贴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模式。相反，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认为，苏联模式才是社会主义正统，而中国在他们眼里是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那么，您如何定义马克思主义经济结构？与苏联的经济结构相比，它的主要区别和优势是什么？ 罗思义：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应回溯至1917年——这一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理论层面迈入了实践阶段。自那时起，我们方才有了社会主义实践。 马克思是一位注重实践的人，从不做无凭据的推测；他提出了若干至关重要的原则，而后续若要明晰如何运用这些原则、洞悉其实际运作逻辑，就必须立足现实展开研究。那么，在1917年前，马克思所提出的最核心观点究竟是什么？ 首先，马克思的核心分析指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建立在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人类生产形态从小规模逐步迈向大规模，至其有生之年，尤其是20世纪初，铁路、银行、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等关键行业已呈现高度社会化生产特征。但经济领域中仍有不少部分尚未实现社会化——例如农业生产仍以小农户为主，另有小商店、餐馆、理发店等业态存在。所以这是一个极不均衡的演进过程，但推动这一进程的，是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它也终将通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便会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注意，他强调的是“逐步”，而非“一步到位”。经济中高度社会化的领域会较快被接管，但整个经济并不会迅速全部收归国有。这是因为生产社会化极不均衡——经济的某些部分社会化程度仍然很低，因而远未达到完全社会化的状态。 其次，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亦即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看法。例如，他指出其中最重要的生产力——劳动力，在一段时期内仍将作为商品存在。换言之，按著名的表述，即“按劳付酬”。此外，由于经济的很大部分尚未实现社会化，必要的市场关系仍会延续，但无法依照计划有效组织数以百万计的小生产者，因为他们受市场关系的支配。以上便是其核心思路。 随后，在1917年，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理论探讨转为实践课题。我们来看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7年至1921年，在苏联实行的是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这是由于当时正值内战，一切安排皆以战争结果为依归，一切行动均以军事标准为准则。因此，譬如为城市供应粮食，并非通过市场关系实现：要么直接向农民采购，要么在必要时派遣征粮队深入农村，以征收粮食保障城市供给。 农民之所以支持这一做法，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意味着他们获得了土地，而白军若胜，则土地将被夺回。因此，尽管战时共产主义在实施中状况不佳，且从当时的视角看条件艰苦，农民依然选择支持布尔什维克。 到1921年，内战已明显结束，农民不再愿意继续容忍他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被迫接受的做法。同年，列宁推出了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市场关系的重建。在苏联，一项重要举措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通过缴纳实物税——起初为实物，后来改为货币——来完成税负。这一改革因内战的胜利而成为可能，也使市场关系得以重新建立。但这也引发了一个战略性问题：在单纯依靠市场关系的情况下，苏联依然是一个欠发达的经济体，它将如何发展先进工业、重工业等？ 因此，从1921年到1929年，苏联就如何实现工业化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最具系统性的两种主张之一由经济学家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i Preobrazhensky）提出，他强调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那么，发展重工业——即先进工业——所需的资源应从何而来？唯一的途径是从农民身上获取。为此，他主张对工业品实行高价，对农产品实行低价。实际上，正如他所言，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简言之，资源将被从农民那里提取出来，用于建设先进的重工业。 第二种观点由另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布哈林（Bukharin）提出。他指出，苏联的稳定取决于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若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主张，从农民手中强行提取资源，势必破坏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威胁到苏联的存续。因此，必须维护工农联盟，这意味着不能压低农产品价格，而应使其保持在合理的正常水平。农民需要的是来自城市的消费品，而农村地区自身无法生产多样的工业品。于是，农民会将粮食供给城市中心，以换取所需的消费品。布哈林认为，在这种模式下，工业发展或许较为缓慢，但会更加稳定。 1929年，这一问题通过另一种途径得以解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均假定，在城市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会存在市场关系。他们的分歧仅在于，在这一框架下究竟应采取何种举措。当年，该问题解决了——市场关系被彻底废除：农业实行集体化，所有城市经济单位，包括本地的商店、理发店等小型经营场所，也基本被收归国有。与此同时，发展重工业被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为何要采取这一做法？其动因并非单纯的经济考量，而是源于地缘政治的需要。斯大林所作的分析——事后证明是正确的——指出，苏联将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进攻。因此，为保卫苏联，必须将军事工业建设置于首要位置。 在1931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斯大林指出，苏联比西方落后一百年，而仅有十年的时间去追赶，否则便会被摧毁。这一判断极为精准——我认为甚至超出了他本人的预期，因为恰好十年后的1941年，苏联便遭遇了入侵。 斯大林对地缘政治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即苏联必将面临军事进攻。自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起，苏联便明确知道潜在的进攻方是谁。因此，为了确立对重工业——以及依赖重工业的军事工业——的绝对优先地位，苏联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 苏联集体农庄资料图片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极大地扭曲经济，因为这种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市场经济机制下难以生存。因此，必须通过补贴、压低投入成本等方式来维持其运转。此类经济扭曲现象在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已有详尽阐述，书中还深入研究了这类经济的具体运作细节。 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管制经济”的模式，甚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换言之，在这种经济机制下，连最细微的经济环节也受到严格控制。例如，在相距数千公里的莫斯科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以不同价格出售铅笔属于违法行为。 为何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是为了确保所有资源都能集中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从某种经济角度来看，这种制度并非最为合理，但它确实发挥了作用。 为什么？因为斯大林的地缘政治判断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这一点在1941年得到了验证。苏联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倘若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军事工业与重工业，纳粹的入侵就不可能被击退。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一模式可能被判定为非理性的，也不符合马克思的设想——因为一切都被国有化，并非“逐步”推进，而是一步到位地完成；市场关系也被一步到位地废除。 但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它是完全正确且必要的。但是，接下来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这场战胜纳粹、将欧洲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胜利，当然为苏联带来了巨大的威望——这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拯救了欧洲。 因此，这种苏联道路被视为应当遵循的正统模式。然而，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并不一致：资本财产并非“逐步”被接管，而是一步到位地完成；市场关系也被一步到位地废除，等等。 然而，1945年之后，一种新的情况开始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存在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经济被分割为若干帝国与集团，国际贸易水平极低。因此，苏联经济呈现出如下特征：农业被强制集体化，社会化生产被人为地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地方餐馆等小型生产单位也被收归国有。但是，这种经济与世界经济彼此隔绝，脱离了国际劳动社会化。 与世界经济隔绝并非最初的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此并无太多应对之策。然而，1945年以后，随着美国霸权的确立，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逐步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从国际劳动社会化中获益——这是劳动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经济体也不再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深陷危机，而是开始快速增长。 苏联并未适应这一变化。20世纪30年代所建立的，实质上是一种战时经济模式，而且取得了成功。我所有的俄罗斯朋友——我也认同他们的观点——都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必须采取这样的做法。何以见得？因为他们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什么选择比赢得这场战争更为重要。 但是，1945年以后，苏联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与已高度一体化的西方经济体展开竞争。它并未实施必要的改革，而这些改革本质上类似于中国自1978年起推行的经济改革。 关于苏联应在何时推行这类改革，可以进行一定的探讨。一种观点认为应始于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但也有人指出，由于美国核武器的威胁，苏联只有在研发出核武器并具备将其投送至美国本土的能力后，才算真正获得安全保障。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具备了这一能力。因此，改革或许不宜在二战结束后立刻实施，而可能需要推迟至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 大约在那个时期，苏联需要转向当时所需的结构，这种结构更贴近马克思的主张——农业至少应进行大幅度去集体化，因为此前的集体化是人为推动、自上而下实施的，并非合乎逻辑的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小规模生产必须从国有部门中释放出来，因其并非高度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将其收归国有并不恰当。同时，经济还需对外开放。这些举措，本质上与中国在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所采取的措施相一致。 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参与国际劳动社会化，将小规模生产从国有部门中释放出来，同时保留国有部门内的大规模生产与高度社会化生产，并取消了农业集体化。由此形成的变革包括：取消农业集体化、释放小规模生产以及推动经济开放。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回归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框架，这是一项伟大的创新。它与苏联模式不同，却更贴近马克思的理论主张，而且实践证明了它的巨大成功，也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是正确的。正因如此，自1978年起，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所有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目前，我正在开展相关研究，以系统整理相关事实。 也就是说，这场巨大的经济成功并未背离马克思主义。所谓未背离，一方面在于这种做法本身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在于它确实契合了马克思所预见的发展方向；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模式实质上是在构建一种战时经济。 邓小平在1978年中国启动经济改革之际，就已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的前景将是迎来一段和平时期。这一判断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自那时起，已延续了46年的和平。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在主要大国之间、以及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状态——并非指各类局部冲突，而是指不会发生全球性战争。邓小平强调，唯一可能导致我们放弃“改革开放”的情形，是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就必须重新把发展军事工业置于优先地位。 因此，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更接近马克思的主张，并且比其他任何一种模式都更为成功，但你不能脱离地缘政治局势来评判它。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邓小平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改革开放的大幕在全国徐徐拉开。 当前，中国无疑面临着新的形势。尽管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同时也催生了新的挑战——过去的核心任务是解决极度欠发达的问题，如今则转向建设一个高度先进且发达的经济体。 在此情形下，中国运用了马克思所概括的劳动社会化的五个最重要方面。那么，它们具体是什么呢？ 首先，是单一生产周期内的劳动社会化，这也是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核心。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说，这指的就是中间产品的增加。所谓在单一生产周期中消耗掉的产品，是指例如方向盘这样的部件，作为汽车的一项投入，它只会被用于一次生产循环，你不会反复多次地使用它。这是劳动社会化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形式。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分工进行分析以来，这一点便为人所知。 要实现更进一步发展，必须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大规模分工，正是得益于基础设施的持续建设与完善。目前，中国仍在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仍在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性。而在单一国民经济范围内，它未能实现分工的全面一体化。 第二是跨越时间的劳动社会化——固定投资。这意味着一台机器并非只在单个生产周期中使用，而是在多个生产周期中使用。因此，汽车里的方向盘是在单个生产周期中使用的产品，在西方经济学中称为“中间产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称为“流动资本”。但组装汽车的机器人并非只用来组装一辆车，而是用来组装成千上万辆车。因此，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劳动社会化。

编辑：潘汉光